童大焕丨毁灭国家的两种方式 殊途同归【从大历史看人类未来4】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经纬西东”
ID l beiyou-talk
作者 l 童大焕
01 科技福利不会天上掉陷饼
提问:
童老师好：您在回复中说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几何级数提高，而科技进步又导致了少子化”。由此我在想，现在科技进步已经发明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从而就可以将大量的人口劳动力解放出来。所以人口出生率的不断减少并不影响人类创造财富的效率，而人类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创造发明使得高科技不断的发展进步。但是这些工作只有人类中极其少数天赋异禀的人才能够胜任。因此人口出生率的不断减少并不影响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故高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就可以解决高科技本身带来的种种问题，并能够加倍补偿。高科技给人类关上了一扇门，但同时又打开了两扇窗，人类的未来应该在高科技的保驾护航下，前途无忧。不知这种想法对否？
回答：
科技进步极大地改变和解放了人类，但人类远非高枕无忧，远非可以自动获得前途无忧的美好生活。随便一个历史的浪头，就足以淹没很多人的一生。
人类的很多麻烦，都是人类自找的，比如一国之内的左派和左倾思维占上风，会导致国家的极大倒退，灯塔之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危险，而且远远不止灯塔之国。
再比如，由于规则不对等，有人想居高临下等等各种原因，缺乏良好的、和平的、平等的国际环境，那么，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就无法发挥，甚至有些领域处处被卡脖子，也会严重影响就业和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福利。
再比如，抛开上面那些宏观的东西，回到个体和家庭，现代人谋生太容易，结果，家长们把多余的时间精力财力都用来“对付”孩子了！导致教育内卷化，孩子苦不堪言，自杀率、心理疾病率可能不减反升。
还有，科技是在进步，但少子化的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都会下降，参考我的《童大焕丨从大历史看人类未来【3】大国兴衰的三大指标》
总之，人类要谦逊，不要以为天上会掉陷饼，陷入白左思维而不能自拔，以为人可以充当上帝，平等地给所有勤劳或懒惰的人以同样的福利；不要自以为是，以为在科技化国际化市场化下，GDP增速快就天下无敌、就可以目空一切目无他人他国了；也不要因为自己太闲了，以为孩子都可以无所不能，只要无限投入就可以无限产出，让孩子成为高压教育的牺牲品......
人类犯贱的时候永远比清醒、理性的时候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仿佛给人插上翅膀，但人类的整体心智和道德水平，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正如张文宏医生所说：
“现在人类的发展，它是以指数级的级别，使自己的智能或者自己拓展的空间，都是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发展，但是反过来，我去观察人类的道德，和人类对自己的自律，却比一百年前没有丝毫的进步。所以，我们再看，当我们的能力扩大了无数倍甚至于指数级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的能力跟神比较接近的时候，但是我们的道德水平，我们的自律水平，人类的宽容，我们对别的物种的尊重，事实上我们跟几百年前，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进步。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的风险就会极大，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把我们给毁灭。”
跟帖评论：
在春节期间读完了刘慈欣先生的长篇科幻巨著《三体》三部曲，刘慈欣的逻辑思辨能力也是极强的，作者在小说中多次鞭挞人类的忘恩负义，反复无常，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种种劣根性，智者永远是少数，毁灭人类文明的从来都是感情充沛然而缺失理性的圣母群体。
02 毁灭国家的形式之一：左
毁灭国家有两种形式，殊途同归，但本质都是扼杀企业家精神。比如美国民主党的左派做法，一是高税收，二是黑命贵。
彭博社周四（2021.4.22）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拜登将提议，将针对富人的资本利得税税率，从现在的20%提高近一倍至39.6%，以帮助支付一系列社会性支出，从而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对于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新税率加上现有的投资收入附加税，意味着富人投资者的联邦税率可能高达43.4%。知情人士称，拜登政府将保留现有3.8%的投资收入附加税，该税收被用来为奥巴马医保提供资金。
拜登此前曾表示，将致力于使富人的资本利得税与所得税税率相当，称许多富人的税率甚至低于中产阶级工人缴纳的税率，这不公平。
根据“城市-布鲁克林税收政策中心”（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估计，提高资本利得税将在10年内筹集3700亿美元资金。
对于居住在高税率州、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而言，其资本利得税税率或将超过50%。比如，对纽约州居民而言，州和联邦政府的总资本利得税有可能高达52.22%；对于加州人来说可能高达56.7%。
民主党人指出，现有的资本利得税率很大程度上帮助了那些收入最高的人，这些人通过投资而非工资获得收入，从而导致富人的税率反而低于为他们工作的人。
共和党人则坚称，应该保留特朗普总统2017年实施的减税措施，认为现有的资本利得架构能鼓励储蓄，并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
受上述消息影响，美国三大股指悉数下跌。截至周四收盘，道琼斯指数跌321.41点，或1%，至33815.9点；标普500指数收跌0.9%，报4134.98点；纳斯达克指数跌0.9%，报13818.41点。
03 社会最基本矛盾——金钱资本VS权力资本
高税收无疑会重创企业的创新和创业活动，哪怕它以“解决长期的不平等”这一高尚名义进行。
如果真想解决“长期的不平等”，那就要平等保护一切人群：黑人要保护，白人也要保护；非裔要保护，亚裔也要保护；穷人要保护，富人也要保护；工人要保护，企业家也要保护。
但是当亚裔提出也要平等保护的时候，却被民主党否决，从中，我们看到的只有虚伪。政客们只是通过宣扬一些对立情绪，夸大甚至制造社会矛盾，然后从中渔利。
“坚持普遍的权利保护——右；破坏普遍的权利保护——左”，谢作诗先生这个简单的概念划分，边界清晰，易于理解和掌握。澄清概念，应该成为第一要务。人人都有追求汤唯、范冰冰的权利和自由，但汤唯、范冰冰有拒绝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只满足一方，这就是、这才是普遍、平等保护。
古今中外，人类政治最基本又最肮脏的游戏是：挑动对立【国与国之间，肤色人种之间，民族之间，尤其是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等等】，挑动战争，搞信息控制与洗脑宣传，然后，以道貌岸然的姿态，以真理、正义、正直、善良的俏模样，向社会，尤其是向企业家阶层争夺信息与资源控制权。
向来劫富是真心，济贫是假意；劫富是真刀实枪，济贫是毛毛细雨。不论法治社会还是非法治社会，各国左派政治往往最热衷于挑动资本与劳工阶层的矛盾，目的都是为了权力集中。
官民矛盾，也就是权力VS权利的矛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社会最主要、最基础的矛盾，尤其是金钱资本和权力资本——即，政治权力和企业家市场自由的之间的矛盾。
一定要明白一个最基本常识：不论以什么名义上台，权力在任期内都是绝对垄断的；资本则在任何时候，哪怕它垄断了某个领域，仍然是充满竞争和挑战的。而只要有竞争，两个魔鬼打架，也永远胜于一个天使独裁。
从前有一个小镇，人们以务农为生，大家生活都很清贫，甚至有的孩子读书都买不起书包。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资本家，开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刚一开就立马解决了五百人的就业问题，这五百个工人的背后就是五百个家庭。相对于以前，这个小镇变得富裕了起来。那些工人的妻子有了钱以后就想买好看的衣服，镇上紧接着就多了几家服装店、化妆品店，家长有了钱也愿意给孩子买书包、买文具，孩子的辍学率也大大降低。工人们口袋里稍微有点钱，不方便就在外边儿吃饭，这样镇上的饭店就多了起来。工厂的工人、饭店服装店化妆品店的老板都有了一点钱，这个时候，镇上就有了两家酒吧、ktv，同时每个ktv雇佣了五个服务生，又解决了十个人的就业问题。农民也纷纷盖起了楼房，一些没没有工作的人，当起了工地的建筑工人。就这样，镇子里边一片繁荣，就连隔壁镇的人也来到这个镇开始消费。
直到有一天，大家看到资本家开的豪车，资本家的子女上着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大家越来越看不惯资本家，甚至燃起了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很快，仇富心理就蔓延到全镇，大家开始觉得他赚钱太多，凭什么他的子女上私立学校、我们的子女上公立学校？凭什么他不工作还赚那么多钱，我们拼死拼活赚的还不如他的零头？在一片骂声与抗议声中，资本家离开了这个小镇，将自己的工厂搬迁。半年后，镇上很多家店纷纷倒闭，盖了一半的楼房也变成了烂尾楼，这个小镇又变得一贫如洗，《格局》一书中说，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固执的认为不公平。
工人的体力劳动只是生产要素之一，而不是生产要素的全部。生产要素除了工人的体力劳动，还包括土地、资金、技术、设备、时间和企业家精神（创意与决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工人的体力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可以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岀来，必定不超过总价值的20%。而企业家精神所创造的商品价值往往超过总价值的50%。此外，初始资金在时间中是增值的，必定要通过利息来兑现。技术所凝结的智慧和知识产权更是决定生产要素之效率的关键因素，从而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所以，将商品价值仅仅归结为工人的体力劳动，即所谓的劳动价值论，是非常荒谬的。虽然杀富济贫是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现象，但是从来没有好结果，都是以国家和人民的普遍贫困与祸乱而告终。显然，西方白左理论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所强调的“非公平不正义”的观点具有极大的误导性。美国哈佛大学另一位教授诺齐克站在右翼保守立场上，提出“非自愿不正义”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凡是违反当事者的意愿，用暴力强迫进行财富的平均分配，其后果总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毫无正义可言。（舒大沅2021.4.15）
如果一个大企业家跑了，几十万人立马失业，你说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当年香港青年占中和台湾青年太阳花事件 ，理由就互相矛盾：港青说李嘉诚是“李家城”，垄断，快滚。台青说资本家榨完我们的血汗，想跑（与大陆展开服贸），没门！是非全凭一张嘴，都是政客或半桶水咣当响的“无知的知识分子”在煽动。
而乌合之众则在广场效应中，智商和道德都雪崩式滑坡！
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最要警惕的，都是资源过度集中到政治权力手中。中国社会几千年，一直把工商业贬斥到最末流，最根本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无知，权力害怕资本争夺话语权。它导致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权力对社会的绝对控制。
夏威夷大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的研究统计发现：在20世纪的前90年里，大约有1.7亿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所杀害，是同期战争死亡人数的6倍。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权力不受制衡的政府，而非罪犯、企业或恐怖分子。对人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本国政府，而非外国政府。鲁道夫.拉梅尔总结道：“让政治权力集中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事。”
04 毁灭国家的形式之二：王在法上
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在打败了查理一世的国王军、砍下国王的头之后，武力解散了英国国会。
一直以来，主流叙述一直把这场非常重要的英国革命，称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但这个定义是错的。1.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也没有资产阶级参与，领导层全是贵族。2.英国革命的目的与俄国革命不同，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说到底，俄国革命的焦点是权力归谁所有，而英国领导层内部进行的这场革命，就是要用制度约束王权，焦点是制度。
显然，克伦威尔把国会一解散，这场革命就阶段性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就是革命之后的“护国主”克伦威尔，成了比老国王权力还大的存在！
于是，克伦威尔一死，英国马上就复辟了。而且几乎就是当年发动革命并把国王的头砍下来的原班人马，又把国王的儿子请回来重新做国王。
复辟不一定是开dao车，“人民胜利”与否更不是看口号，革命是否胜利，标准只有一个，即——“王在法下”了吗？
后面的事儿，就是要真正做到约束国王，还得有制度保证，这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发生，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王权进行明确制约，确立了议会君主立宪制。
从英国光荣革命开始，限制王权的思想，改写了世界文明史。
而英国光荣革命发生的时候，中国还在康熙年间。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江河日下般一泄千里地落后于西方世界。虽经当代改革开放【实为开放改革】后几十年猛力追赶，如今的人均GDP仍排在世界六七十名，与“康乾盛世”期间，人口数量和人均GDP均排在世界前列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越来越明白，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一定要区别于科技进步史】，最伟大的成就只有一个，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把谁的权力关进笼子？把王的权力关进笼子！
只要没有把王这“一个人”的权力关进笼子，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就不是法治社会。“王在法上”还是“王在法下”是人治和法治的唯一区别，是野蛮和文明的分水岭，是奴才国家和人才国家的晨昏分割线，是食利型【食全球技术和商业红利】国家和创新型国家的楚河汉界。
05 左倾思维是智力病毒
文明史层面上，人类最难驯服的两大魔鬼，一是左倾思维，一是王在法上。
而左倾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智力病毒，它严重侵害人的精神世界，而且像新型冠状病毒一样，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人类天生左倾，而且左倾一定会自我极化。今天，美国年轻人正势不可挡，在左倾道路上一路狂奔，被培养为自身文明的掘墓人。
为什么左倾容易右倾难？因为左倾许诺的美丽新世界不劳而获，更符合人类急功近利的眼前贪欲。
左倾发动的内部斗争和掳掠，让懒汉、无能之辈、胸无大志或志大才疏者，都得到了自己的节日狂欢。
石讷：经验主义者一般比较诚实。他们由于尊重事实和责任心，而富于工匠精神，是问题和危机的解决者。也因为如此，经验主义不是滔滔雄辩的，它不屑于也不敢这么做词章功夫。如果人们开始说谎，言辩之士就如过江之鲫。谎言不受证据以及结果约束，就有高蹈的道德修辞，和无法无天的承诺。法国大革命后，他们叫左。总算有了个与诚实人分庭抗礼的名字。
石讷：左与右，不具有逻辑对当性。左是一种心智缺陷，而所谓右，不是这种缺陷的克服或对立，而是与之无关。人们认为左更多地倾向于公平，右更多注重效率，这是将显然愚蠢的特征强加于右。公平是所有各方的重叠共识，不为任何一方所专美。左是心智发育过程的中断，它将人类童年的认知固定下来，表现为人的半途而废。人的幼年是概念的俘虏，他从儿歌和童话里获得这些概念，然后以它们替代未知的经验世界。所以人在未成年时几乎全是左倾的。摆脱天然左倾缺陷，靠学习和历练，代价是岁月。人往往颇有年齿之后，才觉今是而昨非。很多人最终是白发侏儒。
谢作诗：为什么人类有左倾的倾向？想到了一个答案：因为左的东西凭直觉能想到，右却是反直觉的，不经过深入、正确的学习，根本认识不到。大多数人不喜欢深入学习，少部分人利用人们不喜欢深入学习。于是，人类有了左倾的倾向。
朱学东：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机构，一个国家，最怕理想主义掌权。他们掌权除了能带来悲剧，其他就是悲剧造成的尸骸和废墟。一旦理想主义者掌握了权力，给国家社会带来的那种悲剧，跟现实主义者掌握权力带来的悲剧，其悲剧的广度、烈度、深度，以及带给无辜者的灾难，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悲剧的是，人类从不缺理想主义者带头大哥。理想主义是人类的底色，消灭了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者也就是自毁。理想主义者最合适的职业，或许就是教师，记者，科学家，自由职业者，等等，等等。
06 过程性研究是防左利器
提问:
“过程性研究是抵达真理和正义的必由之路。”童老师，过程性研究有没有清晰的概念描述？为什么过程性研究是抵达真理和正义的必由之路，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什么？
回答：
这个论点是我提出来的。
先打几个比方：
饥寒起盗心。为了让人免于饥饿免于起盗心，最常见的、直奔结果的思路是慈善和政府低保，但“过程性研究”要求研究事物变化的演变过程和逻辑：要多少钱才能让这些人免于饥饿和免于起盗心？社会和财政力量是否支撑得住？用商业方式是不是更佳？
比如近年来日本企业家“消灭”了索马里海盗，“消灭”的办法是：他们找到海盗头子，问你们为什么不打渔？答：我们没有船。日本企业家：“我们给你们买船，你们打渔。”【合营】答：“我们不会卖鱼（没有市场）。”答：“我们买【我们有出售的市场】。”这个多赢的、造血的、可持续局面就形成了！所以，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再比如，2014年3月19日我用中午休息的半小时时间，写了一篇热点话题的腾讯大家专栏，“假如保定成为政治副中心”。因为传闻那里会成副中心，人人都认为它必然发展，这种普遍思路就是不思考过程只奔结果的思路，我在文章里，分析到底是怎样的副中心【是行政方面还是科研、教育方面】，谁会先进入这样的副中心，会给机构和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等等。这就是过程性研究，充分考虑事物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方法、路径、变量，然后通过变量自身的演变去推导结论，就离真相、真理的距离越来越近。
放到更大的治国安邦领域，人人平等的理想固然非常美好，但抵达的路径到底是什么？这个也是过程性研究。如果抵达的路径是高税收高福利剥夺企业家以救济穷人，会导致整个社会一齐沦陷。如果反过来，低税收鼓励创业，那么会通过就业机会提升，提升穷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过程性研究，就是要研究事物的演变过程和变量，要追求实质正义，更要注重程序正义、过程正义，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达成愿望和结果的吻合，才会越来越美好，而不是“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许下天堂，收获地狱。
07 人人都可以试错，唯独国家不能试错
提问：
童老师好：您在回复中说到“人类的很多麻烦，都是人类自己找的。人类犯贱的时候永远比清醒、理性的时候多。但人类的整体心智和道德水平，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于是我在想，科技成果虽然是极少数天才科学家发明创造出来的，但是科技成果很容易惠及全天下的普罗大众，不分国家，不分地区，不分种族，不分阶层，总之，全人类都是受益者。而思想、观念、道德、自律等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也是极少数思想家、哲学家等同样掌握了那个时代的正确道理，但是要将这些正确的思想普及推广却是难上加难（所以各种骗子才能够层出不穷，并很有市场）。这就说明人类自身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一条腿很长，另一条腿很短，是一个瘸子，一不小心就要栽跟头。所以这就是人类为什么频繁犯错的原因。正应了古人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问题是：1、这是否就是人类的天生基因所决定的呢，即所谓人性？2、人类的思想观念如何才能够在高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带动下，稍微比以前进步快一点呢？3、有怎么样的办法才能够完全避免高科技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呢？
回答：
告别农牧文明、开疆拓土的时代终结以后，所有的战争本质上都是观念战争。只要稍加留意身边事、无需特别深入研究就可以发现，即使在最小、最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却在升学、就业、投资等利益攸关的重大事项方面，观念的分歧往往闹到要离婚、要分家、要出走、要反目成仇的地步。
为什么明明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分歧却如此之大？这是因为，同一家人，同一件事，A看得见的利益可能只在左边，B看得见的利益却在右边！
由此，方可以理解茅于轼先生所说“多数人看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是多么了不起的真理性判断。
在认知和财富的二八定律支配下，多数人看不清时代变化和自己的利益所在，在观念壁垒面前，恩将仇报、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现象俯拾皆是，指明正确的方向对一些人而言是永远的对牛弹琴，甚至被视若仇寇，不共戴天。而且，社会心理学的基本规律是：无知无畏，越无知越无畏。
科技革命发展至今，在各族群之间、各族群内部，都产生了巨大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有时几乎完全处在不同维度上，像两根平行线，在同一个时空里，却永远不会有交集。很多正确的知识和观念 ，你就是开门见山、明白无误地告诉一些人，TA也永远理解不了。
比如：在上海特斯拉“车顶维权”事件中，多数人包括主流媒体的认知水平跟不上科技发展，看不懂人家的厉害，严重低估了特斯拉的核心技术，急于表态，乃至于特斯拉公布航空技术才有的黑盒子后，剧情反转，相当于免费帮人家做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告。
比如：对于中国芯片技术的开发，据说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表示，大陆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高端芯片；而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则说，就是给中国图纸，中国都造不出光刻机。
话虽然很伤人，但却基本是实情。工农业时代人多力量大、铁杵磨成针的手工精神，是无法诞生高度抽象的数学公式、无法生产高度精密的科学仪器和芯片的！
科技和经济发展太快了，大部分人的灵魂和思维能力跟不上。
游牧农耕社会的攻城掠地思维，工商业社会的交易思维，网络信息社会的链接倍增思维，五方杂处于同一时空，横跨上下左右八千年。
这种情况下，世界范围内，国家、族群之间，国家、族群内部的观念冲突，丝毫不亚于原子弹级别的世界战争 。
很显然，既然人类绝大部分的经济和社会进步都是科技带动的，我们没有可能让科技停下来，等一等我们的思维能力和灵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如何尽量降低科技进步与观念落后之间造成的巨大冲突，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
人类文明有时进步，有时倒退。即便牵涉到自身直接的利害关系，个体的观念发展，也有时进步，有时倒退；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正确，有时错误。因此 ，并不存在一个先知，在“顶层设计”上给人类安排一个一劳永逸的制度和观念秩序，确保人类的长治久安。
换句话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少冲突带来的伤害和损失，降低、分散冲突的规模，就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方法。
如何降低冲突的规模？用本节小标题的话来说就是：
人人都可以试错，唯独国家不能试错！！！
因为国家的规模太大了，国家冲突、国家试错的成本太高了！个人和企业的试错，都是九死一生的。国家试错，同样是失败的概率远远高于成功的概率。这是规律，任何人、任何机构无法改变的规律。
个人和企业试错，即使失败，深度、广度、烈度有限，而且还会有其它成功者成为失败者的避风港。
国家试错，一旦失败，笼罩全国，深度、广度和烈度覆盖国家每一个人，且再无软着陆的避风港，一两代人的悲剧命运，有可能就此永久铸成，再无回旋之力。
重要的话说三遍：
人人都可以试错，唯独国家不能试错！！！
人人都可以试错，唯独国家不能试错！！！
人人都可以试错，唯独国家不能试错！！！
降低、分散冲突的规模，根本的办法又是什么呢？根本的办法就是分权！让权力分散，越分散越好，形成国家内部，比国家小得多的竞争主体，进行同一时空下，无数微小主体自由、平等的竞争，这样，就会在大浪淘沙中，优胜劣汰。
权力分散，有几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纵向分权。纵向分权目前最典型的是美国联邦制，类似于国家以商会性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联邦政府只负责军事和外交，税收、权利和福利保障等形成州与州之间的自由竞争。它既能保证国家内部的竞争活力，也能有效降低联邦政府的试错风险。即使在国家层面，左倾思维占上风，有了联邦制缓冲，也能有效降低衰退的速度。
正因此，即使因极左思维导致美国衰落，也不一定意味着别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很快追上来，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缺乏美联邦王在法下的法治基础和联邦制下的州际竞争。
二是横向分权。横向分权又分两个领域：
一个领域是公共权力内部，王必须在法之下，立法、司法、行政权彼此分工合作，又互相制约。
另一个重大领域是政治公共权力、资本权力和知识权力三者之间，彼此独立，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监督。
两个层面的横向分权，都是把王权分散的要害之举。王权本身，不像知识权力和资本权力，自身存在无数主体之间的自然竞争，王权自身，是不存在王权与王权的同层面内部竞争的，因此，分权生死攸关。
丁学良教授最近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本书，里面就讲到，东亚的几个经济体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都已经认识到半导体的重要性。比如我们的中央政府其实早在1954年就已经把芯片作为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了。日本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都还晚两年，是在1956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比他们早两年？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从西方回来，他们知道这是未来的趋势。只是1957年“反右”以后这些人就消失掉，没有了。然后又遇上大饥荒，很快就是“文革”，期间我们的重心动摇了好几次。但是，日本却发展起来了，因为日本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从1956年起步，跟我们1954年起步相比，就差两年，但是，他们一步一步走过来了。然后，日本走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中国台湾就明白了，因为日本毕竟统治过台湾地区50年，看到日本这么做，台湾岛内就很警觉了，而且台湾那个时候到美国去留学的人也很多。
如果当年，知识权力和资本权力分离出来，今天的芯片世界，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景观？
向松祚先生在谈对人类文明带来巨大贡献的几大数学公式的时候，激愤地说：“我们怎么会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会堕落到对知识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和敬畏？”
这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和知识分子，自古就没有独立过，自古都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从没有想过，知识，是用来造福全人类的。